1999年的1月至3月，我应日本学术振兴会的招聘，到广岛大学与早稻田大学讲学并进行学术交流。其间，老朋友、日本地域教育会会长涩谷忠男先生，约我到京都府北部日本海岸乡间他的家中小住。几天中，74岁的涩谷先生亲自开车带领我们到北桑田郡美山町的农户家访问，去若狭湾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通寺参观，到久美浜的露天浴场在寒风中洗温泉浴。而最有意义的要算是在中国的春节期间到他的老朋友东史郎家中去包饺子。
涩谷先生是东史郎案的积极支援者。东史郎的名字近年来已为世人所熟知。他因公布自己当年的战时日记，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而被日本右翼势力所控告，并于1993年4月15日与1998年12月22日，被东京地方高等法院两度宣判败诉。
东史郎的家住在京都丹后半岛的竹野郡间人町。这里背负青山，直面大海。爬上一个坡道，转入一条小街，当我们——我与夫人，涩谷先生夫妇，地域教育会全国委员中内道子女士一行五人乘坐的汽车，停在门前的时候，东史郎夫妇闻声已站在门厅迎接。
老夫妇与来客一一握手表示欢迎。我握着东史郎的双手，感到他的手仍然是那么坚强有力。1997年6月，我来日访问时，也是由涩谷先生夫妇陪同来这里拜访，调查二战时期日本军队对士兵进行军国主义教育的有关情况。两年来，东史郎的明显变化是原本花白的头发已变为全白，而且原先的短发，因蓄发不理，已是过耳垂肩了。
因为涩谷先生事先已经安排我们将在东史郎家包饺子，所以东史郎夫人早已搜罗齐备能够用来包饺子的一切用具：案板、小擀面杖、大大小小的盘子。四位女士分别围着小桌跪坐在榻榻米上，紧锣密鼓地操作起来。包饺子是中国人的拿手技艺，我的夫人自然就成三位日本女士的技术指导。拌馅儿、和面、擀皮儿、包菜捏边，一项项手把手传授。彼此间虽然语言不通，但比比划划，竟然都能心领神会，不时漾起阵阵欢笑，屋宇里充满了一片祥和与融洽。
在房间的另一头，东史郎在向我与涩谷先生介绍2个月前，东京地方高等法院二审判决的情况。他说，“原定1998年11月26日的终审判决，突然临时通知推迟。法院有意避开江泽民主席访日。他们的心虚与胆怯，已表露了有意偏袒另一方的迹象。12月22日下午2时10分，法庭开庭，审判长奥山兴悦匆匆宣布：“被推认为不存在日记中所描述的那样残虐行为”，故宣判驳回我的上诉。法庭无视我的诉讼案支援会与辩护团两年多来广泛搜集到的种种确凿证据，单凭推断与推论，就作出这样不公正的判决，公然地袒护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行为，天理难容！”
我问他，下一步你将怎么办？东史郎说，“我将继续向日本最高法院上诉。不获全胜，死不瞑目！”
东史郎先生今年已经87岁高龄，六年来为了这场官事，他已花去了几百万日元，消耗了巨大的精力，为了公理与正义，他表示即使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他不断受到日本右翼的威胁攻击。常常收到一些恐吓电话、匿名信。还有一些歹徒，开着汽车围住他的住宅不停地按喇叭，干扰他的正常生活，并扬言要杀死他。他随手拣出一封不久前收到的匿名信给我们看。这是一封匿名的明信片，信中写道：
“东史郎，你的祖先和你的双亲，正在阴间哭泣！！中国人却在大笑，你没有听见吗？日本人不为日本说话，难道指望美国人、中国人、俄国人！这是一个极简单的道理。你的亲人们不会饶恕你的！你这个民族败类，快点死去吧！！”
署名是“京都市东山区日本人太郎”，邮戳是“1998年12月25日”。这一天，是法庭宣判东史郎败诉后的第3日。
围绕着东史郎案件，日本右翼势力表演得十分猖狂。旧军人组织支援桥本会每次听证会都身穿旧军服前来为桥本助威，并声言“为了我们的子孙，为了我们的军队，一定要使桥本在审判中获胜。”在这之前，南京大屠杀主凶松井石根的前秘书日本拓植大学讲师田中正明，写过一本《南京大屠杀的虚构》的书，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前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1990年曾对英国杂志发表谈话时说“我不认为发生过所谓的（南京）大屠杀”。1994年，原法务大臣再次散布“南京大屠杀虚构论”。1997年，东京大学教授藤冈幸胜在他发起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中大放獗词，提出以“自由主义史观”为指导，重编教科书。主张自1997年度起从中等学校教科书中彻底清除所谓的“自虐史观”，彻底删除关于战争问题的本来已经十分暖昧的用语，大肆鼓吹新的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右翼评论家板仓由明，则是桥本光治诉东史郎案的直接策划者与煽动者。他曾经毫不掩饰地表明，“对东史郎的诉讼，不仅要恢复桥本的个人名誉，而且要以此为突破口，证明所谓的‘南京大屠杀’也是虚构的。这是符合日本国民整体利益的”。
东史郎案的不公正判决，其实质是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借助法律的程序与渠道，以否定桥本残暴杀害中国市民事件的真实性为突破口，进而达到以法院代表国家全面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目的。
东京地方高等法院的判决，在日本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严厉批评。东史郎的正义行动，则受到了日本国内无数有正义感人们的积极支持。在东史郎家我看到了1998年12月5日的一封来信和一张照片。写信人是一位女士，她的父亲生前曾参加过侵华战争。信中写道：
东史郎先生：
我在集会中看到您气宇轩昂的样子，深受感励与鼓舞。您使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他生前没有勇气像您那样将心中的话讲出来。临终前嘱咐我在他死后将自己向中国人民谢罪的遗言雕刻在墓碑上。但是，这一愿望因受到家人的反对而没有能够及时实现。直到他死后12年的今年，这一遗愿才得以实现！您这样顽强的战斗，我想父亲在地下也在祝福您在这场官事中能取得胜利！同封附上墓碑照片。
我对东史郎说，据我所知，日本教育界就有许多人在支持你。我告诉他，1997年我在京都日本地域教育会的一次演讲会上，认识了久美浜中学的石井内海老师。他送我一篇发表在《教育》杂志1997年5月号的文章，题目是《承认历史，难道是“自虐”吗》。文章针对东大教授藤冈信胜的自由主义史观指出，把教科书上记述日本侵略战争加害于别国人的事实，看作是“反日的”“自虐的”，是“损害日本尊严与荣耀”的，作为一个教育者，你的“良心与灵魂”哪里去了？他认为日本一再的回避事实，不作真诚的反省与谢罪，远离了自己当年的“和平宪法”，只能是有损于自己的国际形象，得不到亚洲各国人民的谅解。指出，作为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必须告诉我们的下一代人历史的真实情况。
今年的2月8日，我在广岛大学教育学部为研究生博士前后期课程发表讲义《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西迁》后，一位专攻教育哲学的名叫藤井健司的博士生举手发表感想。他说，刚才听到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的教育事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我的心里特别沉重！我的祖父曾经参加过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伤害，我表示深深的谢罪！
今年2月27日，在东京日本殖民地教育史研究会与日中教育交流会议联合主办的学术报告会上，我作了《中国地方教育史志中的殖民教育研究》的专题演讲，引起了与会日本学者的热烈反响，会上会下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我高兴地看到，近年来一批具有正义感的日本学者在系统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正对二战中日本在亚洲的殖民地教育进行深刻的反省与批判。
谈话之间，饺子已经包好，临时拼凑的四个凉菜摆上了桌面。东史郎首先举杯，表示在中国传统的春节期间，请来了中国客人与日本朋友，相聚在他的家中，吃上这样纯正的中国式料理，是十分难得的。他祝愿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友好！
告别的时候，我的夫人告诉东史郎，她的母亲前年刚刚去世，活了九十多岁。当年曾与抢掠财物的日本兵搏斗，遭到毒打。东史郎深深低头表示道歉。我们说，正义与公理必将战胜邪恶，祝他的诉讼最终能获得公正的判决！他伸出双手紧紧握着我与夫人的手，感谢我们对他的支持与声援。他说，不久将在中国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他的《东史郎日记》，希望通过这本书再次向中国人民表示反省与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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